乡村振兴：资本下乡与农业农村的再造

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

随着资本介入和经济发展，我国村庄组织制度如今呈现“村庄公司化”“村庄城市(镇)化”“城中村”“衰落与消亡的村庄”“以厂带村”五种模式。其中以“村庄公司化”和“以厂带村”为代表的村企合一模式使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骨干企业结成紧密经济联合，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到股份合作公司基本按照企业的组织架构或者经营品类进行承包管理。

新的资本下乡运营方式需要对当前农村和农业进行整体性“再造”。主要表现：

工商资本嵌入农业生产。

资本进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物流与交易平台领域，为乡村建设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促进生产发展。从市场环境来看，城乡人口双向对流，资本持续到乡村寻找机会，村镇城体系连接性增强，功能分工和专业化加深。但是农业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投资前期大量资金被占用，而资本下乡普遍融资难；城市工商资本缺乏现代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导致了“有实力争地，没实力种地”的准入难题；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并未改变传统农产品回报率过低的局面，且资本层级化管理体制增加了沟通成本和管理费用，导致了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的盈利难题。

工商资本嵌入农村管理。

资本大举进入农村社会网络使得部分村庄的经济发展依附于公司。从治理能力来看，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以城市和工业的“多数”带动乡村和农业的“少数”工业，为乡村振兴战略创造良好条件。但是资本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代表着企业与村治精英的意志，往往会缺乏整体规划与设计以及区域协调与市场化引导，忽视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农民自主性培育，造成农民文化改造中政府责任缺位和新农村建设长效性不足；同时，资本嵌入村庄治理结构过程中，围绕与企业高管的血缘和地缘联系形成了村庄内部和外部的权力不平等，导致了核心村对边缘村的治理，侵害了边缘村庄村民的自治权益。

资本下乡亟需改善营商环境。

地方政府通过引导资本下乡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形成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各类项目平台。但是长期以来通过土地整理等方式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基本以“增减挂钩”形式进了城，农村真正可用的建设用地指标紧缺，致使循环农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业服务等项目“批地慢、用地难”。同时，涉农项目大多是位于远离城镇的乡村，政府对于周边和园区内部的水电、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使得资本前期必须大量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发展。

总的来说，资本下乡不是表面的投资—收益的要素流动，而是深刻地嵌入到农村社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当中，既瓦解了传统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也改变了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