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不对称、重“植入”轻“培育”、项目制弱化了本真文化等问题，广大村民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观众”。乡村文化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出现乡村文化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角色空间。通过空间转向建構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居民信息交换效率，提升互信水平，拓展行政权力与乡村居民的对话通道，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乡村发展环境已经从初期发展阶段时专注农业产业转轨到目前的乡域整合发展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偏差;主体缺失;空间重构;内卷化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管理民主”的发展要求。“乡村”替代以往“农村”的提法，开始从产业角度转向空间角度审视乡村，同时强调乡村空间有别于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1]，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很多文献非常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问题[2]。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3]。乡村公共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4]。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题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问题[5]。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需要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6]，强化乡村文化地标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作用[7]。通过重建乡村居民的公共生活[8]，还可构建起一种多元、有序的乡村公共伦理价值，规范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9]，为乡村文化有序发展和规模化建设创造条件[10]。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注重公共空间的修复[11]，这就涉及到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物理空间重构问题。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日渐式微[12]，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公共空间被边缘化[1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已经或者正在被切碎，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的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14]，改变乡村文化发展空间的存在样态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中，乡村社区文化是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15]，包括了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群体成员在交往中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等，发展乡村文化必须与这些本真文化整合在一起，才能够拓展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 
　　有关乡村文化发展的上述文献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困境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等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样态的区域化精准配置以及发展空间的重构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具有异质化、丰富化需求，这就需要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区域性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总体上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存在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输入型的发展样态，即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础设施、投放发展资金、输入专业人才、兴办文化项目、开展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但外来的文化资源与本土发展要求间耦合程度较差;二是基于乡村既有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样态，虽然符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要求，但存在底子薄、资源少、后劲差和政治内卷化问题，禁锢的思维方式和狭窄的视野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很难发挥牵引力的作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于“落细、落小、落实”，“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策略，尤其要做到努力方向与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的作用方式，弄清楚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内生性动力的内卷化问题。打破内卷化的低水平循环链条，对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振兴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内卷化困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由于服务内容的供需脱节，建设过程中重“植入”轻“培育”，文化建设的项目化运作又让乡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业色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纯的行政行为，乡村居民的呼应度不高。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主体缺位、承接主体缺位、组织主体缺位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问题十分严重。文化服务“一阵风”：乡村文化建设在数量上不能增长，在质量上不能得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出现内卷化困境。 
　　（一）文化服务机制偏差导致乡村文化发展停步 
　　1.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弱化了文化阵地的功能。文化阵地是在政府支撑下围绕“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兴建的农家书屋、文化设施、文化中心、有线广播、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库等，让村民更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文化资源和选择文化产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方式文化惠农，但制度上的乡村文化与实践上的乡村文化相左，在文化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与乡村居民的需求间进行无缝对接，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层次不能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发展具有的“高效率”与来自乡村居民的较低“点赞”呼声之间形成较大反差，“名实不符”问题的存在造成文化资源浪费。在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侧仍然缺乏脚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见、想不全、听不清”等责任心不到位问题，不能将文化的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从农业产业析出向城市迁移也是优质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主体的迁移，严重影响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源配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将文化惠农、文化下乡作为政治任务完成，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标准化、单一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乡村居民需求缺乏完善的对话机制。文化服务产品不能与乡土文化紧密整合在一起，而是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供给。村落是基于血缘关系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兴趣需求的群体，群体成员相对稳定，对乡土文化具有强依赖性。 　　2.文化服务重“植入”轻“培育”，造成乡村缺乏文化再生能力。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主体，由于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不到位，导致文化生产主体缺失[16]。自从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强农惠农政策以来，国家以农业丰、农民富、农村稳为目标，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化。关心下一代工程、阳光工程、取消农业税、科技扶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文化下乡等措施，都体现出“植入”的思想，文化服务多以文化活动、图书资源等方式进行。这些项目一般与村民的实际生活距离较大，阳春白雪的图书资源与多层次的村民文化素养之间严重不对称，再加上图书资源更新速度慢且内容不能贴近村民实际生活，不易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这些依托财政支撑的文化下乡的服务项目，主要是以相关行政部门完成任务为前提，具有即时性特点，文化项目的持续运行也面临困难，弱化了村民对文化项目的预期。“植入”文化相对于“培育”文化显得更加容易和直接，前者主要以文化活动方式进行，相关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艺术团队完成任务，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社会影响，但这样的“植入”文化方式对乡村的影响是“水过地皮湿”。能够从根本上产生影响的是“培育”文化，这需要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乡村实际设计针对性的发展方案，通过量身定做引发村民享受文化产品的兴趣，“培育”文化的过程耗时长、见效慢，还要面对失败的风险，因此文化产品的低效率植入在长期中形成路径依赖的政治内卷化困境。 
　　3.文化服务的商业操作與本真文化隔离挤压乡村文化发展空间。乡景、乡情、乡音、乡德等都是乡村文化的内涵[17]，乡土本真文化在商业文化袭击下淡出。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的“文化格式化”管理使农村文化表现出以项目带动的发展特征[18]，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未能被充分激活。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项目拉动，这种发展模式具有目的明确、责任清晰、运转有序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但是缺陷也很明显，运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性，一般都是将服务内容打包推向乡村，打包的内容中更多掺杂的是行政意愿，并不贴近村民的真实需求。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服务对象，不具备选择权。在项目推送方以牟利为目的情况下，建构乡村文化空间过程中就会存在严重的“名实分离”问题。 
　　（二）乡村文化建设执行主体、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 
　　行政管控下的资源输入只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只有与内生动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使乡村文化持续发展。但乡村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压力机制、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包括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三个层面，在乡村文化服务发展方面分别与承担建设责任、发挥组织作用和扮演建设主角相对应，但是现行体制机制下三方面的主体都面临缺位问题。 
　　1.执行主体缺位：行政机构常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缺少执行主体，负责文化或者宣传职能的行政机构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主体，由其负责组织专业人员对乡村推出文化服务，执行主体在选人、做事、用钱等各个方面都是具体的操作员。乡村地域广阔且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异质性和碎片化特点决定了乡村文化服务也需要量身定做，有针对性地服务才是有价值的服务。但乡村文化服务受到时间节点、服务内容、财政限制等多方面的约束，行政部门工作的连续性难以保持，而乡村文化发展需要在时间、空间、内容、主体等多向度上进行充分考虑，既要做到在点上突出，又要做到在线上连续。实践中往往会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实践中常会做出次优选择，在保证了点上突出的同时弱化了线上连续。村民在乡村文化发展问题上没有稳定预期。行政部门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起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而谋求短期效益，实际上已经出现执行主体缺位问题，这不但降低了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化建设中形式主义问题的发生。“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惠农给村民的印象是“折腾”而不是获得感。 
　　2.承接主体缺位：乡村自治“名实分离”与村委会不能履职。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自治委员会是承接主体。从理论上讲，乡村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层面，乡村自治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存在弱治理以及制度层面的自治与实践上的自治“名实分离”问题。前者即社会秩序混乱、日常生活无序和公共服务缺乏[19]，后者即乡村自治组织虽然在制度层面是非官方的不具行政职能的服务村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被作为了镇级政府机构在乡村的派出组织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了镇级政府派发的行政职能。乡村自治组织理论上应在村民与行政组织间扮演着桥梁角色，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承担起治理主体、召集主体、规划主体、实施主体的责任，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串联在一起。但实际上乡村自治组织只是扮演着“传达指示”的角色，在消除公共文化供需不对称过程中并未很好地履行承接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主体对乡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状态了解程度不够，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践上的消极治理与积极应付上级行政命令造成承接主体严重缺位。 
　　3.组织主体缺位：村民群体碎片化导致集体认同范围狭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在城乡劳动力边际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找到了生活坐标。乡村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空间的变化使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始降低。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集体组织的号召力、组织力也同时被削弱，以家族为单元的组织方式成为主流。村民生活方式趋于原子化状态，以趣缘、友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又进一步将村民群体碎片化。家族代表往往成为村民代表，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往往是家族利益间的博弈。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公共事务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主体地位被削弱，“不愿管”“管不好”“管不了”成为常态化。村民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目前的发展状态严重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动因，文化发展主体严重缺位，在乡村场域内缺乏建立文化共同体的体制机制，这就客观上要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向。 　　4.参与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乡土情怀。村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这需要依托合理的体制机制让村民能够留在乡村、记得住乡愁，这种内在的乡土情怀，能够激发村民建设乡村的愿望。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乡村村落走向终结，村落公共空间走向颓废[20]。在经历“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的变迁过程后，综合素质较高的村民首先与乡村场域脱离，由于乡村的文化精英以及生产主体向城市迁移，乡村文化发展与进城务工的村民间缺失了对话基础，村民将个人事业发展与城市文明整合在了一起，降低了其对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受益预期，从而也会相应降低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意愿。乡村文化发展的商业化运作进一步加大了乡村与村民间的心理距离。乡土文化被商业化运作所湮没，进一步弱化了进城务工人员与留守村民的乡土情怀。城市文明对乡村居民的“拉力”与乡村文化不合理的发展机制对乡村居民形成的“推力”，加剧了乡村居民脱离乡村场域的愿望。参与主体缺失进一步弱化了组织主体缺位和承接主体缺位，加剧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二、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逻辑的理论支撑 
　　无论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偏差还是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抑或是过头的商业化运作，都会降低文化服务的效果。政府虽然在强力推进但效果并不明显，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政治内卷化的怪圈。“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次提出，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提出农业内卷化概念[21]，認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外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的专用表述，出现内卷化问题后，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徘徊，无法转型到新的社会形态上去，社会进入一个低水平、慢节奏的循环怪圈。他使用农业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在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过程当中时，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下降而水稻产量无法持续上升。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可变资本连续投入到不变资本过程中超过一定量时，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变得更加多余，单位可变资本能够创造的纯利润就会逐渐降低，可变资源即使投入再多，生产过程也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运转。杜赞奇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内卷化的认识延伸到国家政权领域引申出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固定方式的再生和勉强维持[22]，政治内卷化是一种行政权力低效的状态。用政治内卷化认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虽然财政投入在增加，但由于供需间并未实现有效对接并且没有将村民激发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导致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乡村文化的外生动力未能本土化并内化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因，乡村文化供给模式固定化以及村民对乡村文化低水平发展预期，导致乡村文化服务进入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内卷化怪圈的形成在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合理，需要通过创建个体间信息充分交换的机制和形成平等对话的语境。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发展跳出内卷化怪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需要降低行政控制权让权力重心下沉形成权责对等的管理机制，从精英管理变化为公众管理，通过村民智库建设实现乡村自治。 
　　三、破除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的对策 
　　文化活动都是在既定空间内发生。空间为具有相同性向、情趣和发展预期的人群提供了对话语境。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3]，空间是在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表征着一种社会关系。公共文化的发展目标也是要在乡村场域内建构一种生活空间，村民在该空间内进行信息交换、情感交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就是在行政力量主导下通过在乡村兴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注入文化建设资金和输送文化服务资源，重新建构乡村场域的文化生活环境，让乡村居民能够零距离感知文化和融入文化创造当中，让村民在重新建构的文化环境中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从而能够保障村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美丽乡村建设、风情小镇建设都是真正从空间角度思考问题，为乡村环境的改善和文化质量的提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1.生活空间重构：建构乡村社会多要素间的对话语境。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实践形式，建构的完善程度会使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以及村民间的交往方式产生变化，会对既定场域内的村民间的对话方式、村民与生存环境间的对话方式、村民与政府行政组织间的对话方式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就业方式选择权的多样化以及退耕还林还草等使村民生产之外的自由时间增多，提升交往质量和丰富文化生活成为乡村居民的普遍愿望。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经历了从集体空间到利益空间再到多元空间的转化。在集体空间模式下，村民的生活空间整合程度较高、空间边界清晰和空间结构刚性化[24]，“聚集”与“认同”是该种生活空间的显著特点。在利益空间模式下，村民的生活空间开始分散化，因个人理性高于集体理性，村民个体之间基于利益的矛盾增加，村民对集体发展的认同感弱化，乡村居民的生存空间出现从政治空间向市场空间的转化、从群体空间向个人空间的转化，居民个人的生存空间的极大拓展严重挤压集体发展空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开始出现对话障碍。网络时代创造的多通道交互平台，为乡村居民生活在多元化空间创造条件，村民生活空间具有缺场性和脱域性特点，即村民交往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从而为在多要素间建构对话语境提供了前提。 
　　2.制度空间重构：将“注入式”制度转变为“生产式”制度。制度空间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互动中形成的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据此对空间内的要素发挥作用。正式制度基于效率逻辑建立，对居民个体以及群体的认知与选择产生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基于情感逻辑建立起来，来自社会层面的信息对其有重要影响，情感积累在非正式制度的存续过程中是不可见的潜规则。现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在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下通过财政倾斜而重构乡村居民文化生存空间的过程。这种压力型的、单向的、以完成任务为指向的文化服务建设，在重建村民的文化生活空间方面存在制度性障碍，与乡土本真文化间的磨合程度不够高，从而缺乏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拉动力。只有将这种“注入式”的制度设计重构为“生产式”的制度设计，理顺服务对象与文化供给主体间的关系，通过在乡村培育出文化增长点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从而培养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种子。乡村居民才能在基于“生产式”模式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增加村民的社会认同感、集体责任感，增加乡村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降低村民间的信息交换成本，强化乡村基层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硬化村民交往的情感纽带，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倡导重心下移、钱随事转、权为事谋，以这样的理念作为做事的前提，就会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乡村落地生根，在乡域内培养出具有本土特色、源自乡土本真、融合百姓生活、着眼乡村发展的乡村文化。 　　3.物理空间重构：打造乡村场域内精神文化产品结晶的载体。物理空间是乡村居民交换信息和增进情感的场所，在该物理场域中，村民个体间有了对话平台，可增加村民个体对群体的情感依赖。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以村民生存的物理空间建构为载体，以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取向为目标，最终促成村民生活态度的改变。乡村文化振兴首先改变的是村民生存的物理空间，新的物理空间促进村民之间对话方式改变，生存追求、思维方式等发生变化。文化服务需要弄清楚“送”文化与“种”文化的关系，只有“志”与“智”的增长才是文化服务的人化自然目标，村民从而将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成为文化建构的主角。乡村文化的参与主体在面临“空心化”难题的同时，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也日渐衰落。物理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得以发展的终极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时间链条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续文化而言扮演着精神引领、行为规范、驯化遵循的角色，对前导文化而言是乡村场域内精神文化产品的结晶载体。因此物理空间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宿主。乡村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物理空间的虚化、泛化和行政化问题，文化宿主需要通过重新建构得以硬化、实化、强化，通过与乡土本真文化结合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乡村文化资源，掌握“文化植入”与“文化生产”的度，拓宽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空间。 
　　4.价值空间重构：校准和丰富乡村居民的内在文化涵养。乡村振兴涉及到价值认同、行为秩序、利益导向以及空间整合等多重关系，村民只有成为价值共同体，才能够在乡村场域内建构高效的对话机制，通过同频共振和同轨同行增加乡村社会资本存量。转轨经济中的村民因多重价值观念叠加以及传统道德规范丧失，全新的完善的价值体系还未形成，因此村民面临继续社会化的任务。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群体中的个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25]，当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形成时，站在“价值壕沟”彼岸的人因为没有楷模和先例可循就会变得很茫然，此时尽快完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重构就显得非常必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虽然直观地表现为物理空间重构、生活空间重构，但制度空间重构是支撑，价值空间重构才是根本。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施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几十年前农民挥舞镰刀奋力收割的田间景象已经被大型的机械化设备的轰鸣声所替代，农村居民间基于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也正在被打破，这些外在表象背后是村民价值观的变化。“政社合一”的乡村样态已经被乡村自治委员会所替代，乡村社会发展自主权的扩大正在改变村民间的关系，在乡村“怎样发展”“谁来发展”“为谁发展”等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表达权。村民的当家人也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任命转变为村民选举，村民要通过选举当家人，使其为乡村发展组好队、带好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村民不需要单纯会发指示、作报告的“停在嘴上、落到纸上、浮在面上”的当家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不只是体现在一场戏或者一段歌，而是要通过营造文化氛围实现乡村居民价值空间转向，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样态的整体完善奠定基础，改变城镇化初期村民对经济发展的单向度追求。 
　　5.角色空间重构：彰显村民多元主体功能，拓宽文化供给通道。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村民不只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扮演着参与者、决策者、校对者、监督者、生产者等角色[26]。行政力量影响下的文化供给带有明显的纯公共物品特征，文化产品供给过程的计划性、行政性特点会导致文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服务方向带有明显的指向性，只有将“自上而下”的供给与“自下而上”的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够保障文化供给的高效率。公平和效率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两个层面，市场逻辑虽然可以修正政府效率存在的不足，但文化产品在地域上的均衡布局会存在问题。因此需要强化村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层面监督者、校对者的角色，并通过合理的体制机制设计激发村民的决策者和生产者角色意识，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下村民只是文化接受者的角色定位，政府也要转变完全控制文化供给的决策权的角色定位。政府指导下的文化供给需要在“供给什么、怎样供给以及为谁供给”等问题上与乡村文化消费主体进行充分融合。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激情，使其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乐为、敢为、有为。角色空间转向能够创造“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机制，让村民更好地扮演文化生产者角色，从而能够活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机制，形成“政府+村民+企业”的多元生产格局。角色空间转向，将政府放权与乡村自治有效整合，文化内容和形式根植于日常生活，富有区域特色、生活情调、乡土情怀的乡村文化，在乡村场域内能够尽快形成文化发展的造血机制。 
　　四、研究结论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兜底工程，乡村文化的发展不足会成为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严重瓶颈。目前乡村文化发展政治内卷化问题非常严重，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机制存在偏差、行政权力的不恰当的干预以及文化服务的商业化运作，这些在不同程度上使乡村民众从乡村文化发展中脱离。文化阵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供需脱节，文化服务层面重植入轻培育的状况急需得到改变。 
　　另外，文化服务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缺失也成为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农业、农民、农村发展问题上不断推出新举措，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方式提升乡村发展后劲，在发展理念上也从最初的农业产业角度转向了从乡村乡域角度考虑问题。 
　　乡村振兴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统筹发展过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从重构乡村居民生存的文化空间角度考虑，以文化为基础渲染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就会存在偏差。鄉村文化发展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输入，通过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并形成道德自律，在村民群体中通过构建信息充分交换的互动机制，创造互通、互信的文化平台。乡村文化发展需要将行政干预与乡土本真融合在一起，让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演主角，形成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发展局面，村民在强化对乡村社区的“我们感”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建构乡村文化共同体，通过积累乡村社会资本优化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环境，拓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显性空间和隐性空间。在乡村社会中重构生活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物理空间、角色空间，为乡村居民创新对话机制和塑造沟通语境，改变碎片化、异质化的文化发展状态，让文化融到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生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