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一把手”锦标赛

　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领导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素质和能力的较量。他们具备哪些素质?带来哪些新的执政理念?又将如何玩转魔方? 　　2012年1月4日，新任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正式“亮相”。之前，他先后担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秘书长，被认为是省会城市主政者的合适人选。 
　　此举亦是在为山东省委换届谋篇布局。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具有非同寻常的标杆和引领作用。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特别强调说，这次人事调整，系由中央、省委“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 
　　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领导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素质和能力的较量。放眼全国，多数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未来几年的党政“一把手”已相继确定，新一轮区域竞争正以某种潜在的方式次第展开。 
　　这些明星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应具备哪些素质?带来了哪些新的执政理念?又将如何玩转魔方? 
　　战略思维与“三把火” 
　　进入2012年，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频频率团外出考察学习：3月1日，杭州；4月8日，上海；4月16日，北京…… 
　　“在江苏争首位，在全国当前列，就必须敢同强的比、向高的学、与快的赛。必须学习京沪杭，学习波士顿、以色列等省内外、国内外一切先进城市、先进地区!”他语气急切地叮嘱南京官员。 
　　早在主政无锡期间，这位“60后”高官就因成功打造“物联网之都”而声名鹊起。观察人士指出，此举不仅展现了无锡的雄心壮志，更体现出一座二线城市的国际视野和前瞻眼光。 
　　2011年3月，杨卫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他坦率地告诉媒体，南京不是苏州、无锡，不是一般的城市，也不是10年以前的南京。“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必须具有创新的胆识和自信。” 
　　很快，他就提出，“十二五”期间，南京要举全市之力聚焦人才第一资源、教育第一基础、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驱动力这“四个第一”。 
　　为此，他专门给当地官员推荐了一本《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这本书讲述了不安于现状、敢于挑战传统的以色列人的故事。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个城市也是这样。南京应当塑造敢争第一、敢为人先的精神文化。” 
　　杨卫泽还多次强调，就资源条件而论，美国波士顿与南京相似度很高。波士顿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型城市发展战略，从美国“工业革命摇篮”一跃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科技产业城市。 
　　“对接先进城市，不是照搬照套、追随爬行，而要从骨子里来一场‘自我革命’，克服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的思想，确立更高的目标、更新的思路。”杨卫泽谆谆告诫南京的官员。 
　　在与区县委书记座谈时，他强调最多的就是提升战略思维。“你们的眼界和思维，决定了区县科学发展的面貌、现代化建设的成效。你们有战略思维了，其他人包括副职在内不是最主要问题。他们有战略思维，而你只有战术思维，那就完蛋了。” 
　　此所谓“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今天，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每--+角落，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 
　　2012年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开场白就是揭家底、爆家丑：“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广州还存在不小的落差。” 
　　他随后列举一连串数据，直陈广州与北京、上海、重庆、天津之间的差距，甚至一口气说出了18个落后于深圳的关键指标。 
　　2010年，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万庆良转任广州市市长。第16届亚运会的成功举办，给广州赢得空前的国际声誉，也带来了更具挑战性的课题：赛会因素远去之后，广州如何凝聚新的竞争优势? 
　　当时，广州经济总量已经连续22年保持全国第三位，但万庆良仍反复提醒广州官员留意—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天津。与咄咄逼人的天津相比，广州最大的短板在于缺少大项目、大投资。 
　　2011年5月，万庆良率广州市政府代表团外出考察，第一站就选择了最有可能超过广州的天津。刚下飞机，他就直奔机场附近的空中客车A320天津总装厂参观；次日，又专程赴滨海新区交流。他要求代表团成员“用心看天津模式，用心听天津经验，用心比天津速度，用心学天津传奇”。 
　　此后，一系列以“新广州·新商机”为主题的商贸推介、产品交流、经贸论坛活动，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重庆、成都、台北、香港、澳门以及英国伯明翰、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举行。自称“广州第一推销员”的万庆良，每到一处，都不遗余力地推介广州，并在短短8个月内揽资上万亿元。 
　　“必须高度重视科技这一最强大的发展引擎。广州会不会被天津超越，关键是要看广州自己怎么做。”万庆良说。 
　　抓落实胜过提口号 
　　2010年4月，第一次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万庆良，开门见山：“今年我们不再提新思路，不喊新口号，大家也不用观望。我们的责任就是三个字一‘抓落实’!”随即，他部署了《政府工作报告》中9大类、66项工作的具体责任分工，要求落实到人。 
　　“上任没有提出什么口号，要求把之前集体决策的一些东西落实好，这很不容易。”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赞叹道。 
　　作为市长，万庆良面临的最大考验，无疑是亚运会。盛会期间，广州亚组委的值班人员发现，几乎每晚都能在组委会大楼看到他的身影。全天赛事结束之后，他总是立即召集相关负责人，总结当日的赛会运行与保障情况，部署第二天的任务，会议常常开到凌晨两三点钟。 
　　万庆良抓落实的决心和魄力，在拆违事件中得以充分展现。面对部分违建当事人拖延时间、阳奉阴违，万庆良在千人大会上表示“三震”：令人震撼、令人震惊、令人震动。他撂下了狠话：“二沙岛都搞违章建筑，那广州还用管吗?”最终，号称价值上亿的“最牛违建别墅”被实施强拆。 
　　“打雷闪电热在市级，星星点点落在区级，不声不响冷在镇级，无影无踪消失在村级。”担任市委书记之后，万庆良再次对“中阻梗”现象“动刀子”。为此，他将2012年确定为“抓落实”年，提出把基层打造成为抓落实的主阵地，让各项决策在基层有回响、有实效。 
　　无独有偶，2012年4月，南京市委同样启动了“双提升”活动，亦即“提升精气神、提升执行力”。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写道，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杨卫泽说，抓落实是赢得全局发展的制胜法宝。“如果说去年全市人民是看我们怎么谋、怎么说，那么2012年就要看我们怎么干、怎么做。” 
　　此前，在与区县委书记座谈时，他突然拿出了一份南京市委2010年29号文件：“看看这份红头文件，多么庄严、神圣，但是很多事情没有落实。”这份文件第21页提到，在新一轮四区财政体系调 整中进一步强化城乡统筹，按照审批权、执法权下放，监督权上收的思路，江宁、浦口、六合三区享受县级管理权限延长到2015年。 
　　“据我所知这些没有落实。换了两任市委书记了，是不是要等到第三任?”放下文件，杨卫泽严厉批评道。他不时地拍着桌子强调，“—把手”要在过程中加强督察，任务目标确定后，不再提新的口号。 
　　在另外一次会议上，杨卫泽强调说，“为官避事平生耻”，当官不敢担责任，遇事绕道行，是为官者的最大耻辱。“南京的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改革，都必须动真碰硬、触动根基、抓铁留痕。”会议还明确了“一把手负责制”：各区县、部门“一把手”必须冲在前、敢担当；任何一项工作，如果无人负责，责任全部由“一把手”承担。 
　　而怀揣着“大武汉梦”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更以霹雳手段，将问责机制推向了纵深领域。 
　　2011年春节前后，新华社湖北分社完成了一份专题调研报告《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报告列举了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问题。 
　　“我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着心里发烦，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阮成发急切地表示，“看到了不足、问题甚至丑陋的一面。不痛下决心，不坚决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 
　　4月6日，武汉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干部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有关决定和办法提交讨论，使之成为一次广受瞩目的会议。 
　　阮成发要求，要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干部，但决不能刮一阵风就完了!要从根本上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将武汉打造成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 
　　“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他的语气颇为悲壮。 
　　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武汉市共有812人被问责，其中局级干部16人，处级干部142人。眼下，治庸问责力度仍在不断加强，“弦绷得更紧了”。 
　　“欢迎你批评” 
　　阮成发最初引发关注，始于武汉市市长任上。履新之初，他“第一把火”就烧向城市建设。其后，全城共有5500多个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到处都是扬尘。武汉市民怨声载道，送给他一个绰号“满城挖”。 
　　有趣的是，阮成发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不过，在湖北省“两会”上，他坚定地表态：建设不会停止，还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我理解市民的感受。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市民。对这座城市负责，我就必须这样做。”他解释说。 
　　对于媒体，阮成发亦处处展现开明姿态。2009年，武汉公开抽签销售经济适用房，电脑摇号居然摇出了概率仅千万亿分之一的“六连号”。调查发现，这6名购房户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区内办理了虚假资格证，实为社会人员与房产局勾结舞弊所为，从中牟利上百万元。 
　　最先将“六连号”事件披露出去的并非武汉媒体，而是当地的一家房地产网站。相关部门欲处理该网站，阮成发则严厉制止：“负面报道确实让人不舒服，但能让政府更清醒，我们应当有这个胸怀接受。” 
　　在他的主导下，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形成—个机制，凡是媒体关于武汉市的负面报道，都由专人整理送到市长和各位副市长手中，以便及时反馈。 
　　而武汉的记者最喜欢参加阮成发的新闻发布会。因为，他的开场白往往是“我有问必答，请大胆提问”。 
　　为了配合“治庸风暴”，阮成发启动了“电视问政”，以便将官员置于广大市民的监督之下。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承认：“坐在这里应考，压力确实非常大，我真的是脊背流汗了。” 
　　市民敢批评，政府能接受，类似的情形在广州更是屡见不鲜。 
　　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夕，网络上开始流传一首歌曲《广州欢迎你》。作者一反原作《北京欢迎你》喜庆迎客的氛围，将“我家大门常打开……”改成“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中国人向来讲究“家丑不外扬”。然而，在广州，这首揶揄市政府的歌曲，出现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局。 
　　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在公开场合承认：“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当时，他对迎亚运工程给市民带来影响表示道歉。其他的市政府领导，包括时任市长张广宁、新任市长万庆良，均在不同场合表示歉意。广州也由此创造了一段时期内官员道歉最密集的记录，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公关的正面范例。 
　　而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则认为，市长是—个很稀缺的岗位，能够成为省会城市的市长，能够为700万市民服务，应该感到敬畏。“城市管理要不怕得罪人。每一件事后面都有利益主体，如果不得罪这些利益主体，我们就可能会得罪全市的老百姓。” 
　　2010年，作为长沙市政府的法人代表，张剑飞还被告上法庭，当了回被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成为被告，不等于我就违法，因为只要有人觉得不合理，他就可以让我成为被告。但最终我有没有违法，由法律进行判决。”张剑飞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