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趣，让观展变为乐事

幽默，即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鲁迅就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对于这个结论，后人一直争议不断。 　　也许，辛勤而忙碌的我们，在生活中错过太多的幽默或有趣的人与事。本期展场就以“趣”为题，解读两场“有趣”的展览：卓别林的全球大型回顾展首次登陆上海，且看这位喜剧之王如何创造幽默，幽默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悲喜人生？而成都博物馆的木雕造像展可谓百仙齐聚，却都是宗教文化与民间智慧的结晶，每一尊都带着独特而妙趣的面相。为此，我们何不放缓脚步，细细找出艺术中蕴含的趣味，亦不失为一桩乐事。 
　　1 喜剧之王“查理・卓别林：卓眼视界”全球首次大型回顾 
　　展期：2018年6月8日至10月7日 
　　地点：余德耀美术馆 
　　透视卓别林眼中的世界，体会幽默如何诞生 
　　谈起有趣与幽默，余德耀美术馆联手瑞士洛桑爱丽舍博物馆的盛夏巨献“查理卓别林：卓眼视界”岂容错过，这也是卓别林的全球首次大型回顾展。1936年，卓别林就曾全球旅行，并到访上海，在当时中国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而这一次，则是爱丽舍博物馆携卓别林生前大量影像、文献资料到访，让中国观众可以深入了解这位喜剧之王的成长历程以及那些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 
　　查理卓别林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言：现代喜剧电影的奠基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和电影导演之一、著名的和平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都在用电影发挥个人的影响力，把幽默带给全世界。 
　　对中国观众而言，卓别林演绎的那个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子拐杖、留一撇小胡子的喜剧形象，最为深入人心。而展览正试图让观众了解卓别林女何创造幽默，并演绎出这样经典的银幕形象，并近距离走入卓别林的世界，尤其是他眼中的世界。一笔珍贵的艺术遗产 
　　首先，300多张卓别林的照片、文献和将近两小时的电影片段，均是难得-见的一手资料。据爱丽舍博物馆馆长介绍，该馆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合作，修复了18部卓别林电影，所以在展览中不仅仅能看到照片，还有大量电影花絮。另外，展览还有大量艺术家描绘卓别林形象的作品，它们是来自私人或公共机构收藏的原版海报、录像、油画、手稿及版画作品，反映出卓别林对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影响。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直至今天，诸如费尔南・莱热（Femand Leger）、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ID、欧文・布卢门菲尔德（Ervon BIJmenfeld），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Vavara Steponova）、托尼・德拉普（Tony DeLap）、C215和丽塔卡贝鲁特（Lita Cabellut）等艺术家的作品。 
　　如此详实、多元、立体的解构，让展览无疑能全方位地还原出卓别林作为一个人、一个电影大家的鲜活个体，而不仅仅是脑江葡里那个幽默诙谐的银幕形象。 
　　据悉，这批珍贵的档案原本是2011年卓别林协会和Roy Export SAS公司委托爱丽舍博物馆保管的，包括约2万张底片、印刷品及原始影集，记录了这位电影人六十年来的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直至2015年10月，余德耀先生受爱丽舍博物馆之邀，参加研讨会，并在参观爱丽舍博物馆藏品库房时发现了这些珍贵的卓别林原版照片。这批照片还显示卓别林曾到访中国及巴厘岛，余德耀先生认为，通过卓别林的摄影档案以及相关的当代艺术作品来回顾卓别林这位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喜剧大师，将会使观众深入理解卓别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之所以能超越时代成为经典的原因。于是决定与爱丽舍博物馆合作，经过两年的筹备，才有了这次展览的惊艳亮相。 
　　幽默大师的人生并不幽默 
　　展览在策划上也可圈可点。展览从一段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的一段话开启：“眼睛如何放置，是思想的视线；眼睛如何观看，是思想方法的视线。”策展人以卓别林的个人视角切入，让观众了解卓别林的人生、事业和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样一番景象，而这样的世界最终又如何与他的人生相互影响，成就这位伟大的喜剧之王。 
　　展览以时间线为线索，而展览中讲述的卓别林成长历程可谓应验一句老话，带给观众幽默与乐趣的表演者，其人生往往并不充满幽默和乐趣。卓别林的童年可谓不幸，从小面临贫苦、支离破子蔚的家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入街头表演乐团。但青少年时代穷困的生活让小小年纪的卓别林就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给予了他许多创造上的灵感。经典的流浪汉形象正是在他对社会底层贫苦人民的生活状态的研究和整理下创作出来的。生活上的影响则更多是因为母亲的间歇性精神问题和初恋海蒂给予他的感受，这些导致他在后期更多寻找一种亢奋、略显疯癫的生活作风。 
　　展览还带来查理卓别林在1952年为《舞台之光》做准备时所绘制的一幅杂技团的草稿图，这个形象直接源自卓别林童年时期舞台剧的记忆，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也展示卓别林不同的灵感来源与创作过程。 
　　有趣的是，据卓别林之子尤金・卓别林回忆：生活中的卓别林远没有大银幕上那么滑稽幽默，他一生都执着于追求公义，因此电影中都是底层小人物当主角。他在全球旅行时，目睹了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但他将自己所想，以幽默的表演来讽刺现实有绘的不公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同情。而随后创作的两部电影《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都与现实休戚相关。《摩登时代》创作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下，卓别林在电影构思时，拜访了许多工厂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并以诙谐的方式体现了卓别林对现实的观察。而《大独裁者》的诞生，更是对纳粹和各国兴起的民粹主义的深刻反思。虽然这两部电影，尤其是《大独裁者》在当年颇受争议，但卓别林从不畏惧表达自己，也最终成就了这两部影史上经典的作品。 
　　除了卓别林的人生经历外，音乐对卓别林创作的影响以及他的幽默风格对同时代艺术家的影响也是观展的重点。 
　　爱丽舍博物馆馆长表示：“我们希望展现卓别林电影对当今电影界持续的重要影响，也希望专注在卓别林职业生涯的不同方面，比如音乐和声音对卓别林电影的重要性。”而展览的“无声之声”部分，就着重讲述了音乐对于卓别林电影的重要影响，在展厅内的小剧场放映的电影蒙太奇，让人仿佛瞬问置身于20世纪的幽默氛围，据悉，那个时代已有有声电影，但卓别林则坚持以无声电影表演，或许，无声的肢体语言给人更强的视觉张力，无声胜有声。后来，卓别林也尝试在无声电影中加入对音乐的应用，卓别林不懂乐谱，却完全凭借惊人的天赋和他多年表演经验进行创作，他电影中的音乐吸收了他早年表演生涯耳濡目染的爵士、西部音乐乡村音乐、意大利歌剧等多种元素。听卓别林的曲子，�]有逻辑可循，这些全是为电影而创作的配乐。也许卓别林记电影艺术上的成就太高，以致人们忽视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建树。 　　此外，大量描绘卓别林形象的油画、版画作品也无疑值得细细品味，它们大多出自同时代艺术大师之手。可以从中窥探卓别林对艺术界的深刻影响。如费尔南・莱热的作品《流浪汉》，黑白的抽象色块组成卓别林那个典型的银幕形象，十分耐人寻味。 
　　综观展览，主办方在文献梳理、展览策划、展陈手段上都悉心作出合理、详实的解读，实为一次拉近大众与卓别林的难得机会。卓比林的百味人生，以及幽默诞生的故事，观展过程本就是一桩趣事。 
　　2 和而不同――成都博物馆藏清代四川地区木雕造像展 
　　展期：2018年8月1军日 
　　地点：成都博物馆 
　　百尊齐聚，妙趣的“众仙相” 
　　看似一场“正儿八经”的木雕造像展，实则趣味横生。这一展览将策划视角定在四川地区的传统木雕造像。116件展品全部出自成都博物馆的馆藏，探索木雕造像艺术之美的同时更反映出古时这一地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风土人情。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成都博物馆首次外聘策展人策划的专题展览，展览的执行策展人是刘秋佚，他对四川地区的木雕造像有较为深厚的研究。据刘秋佚透露：“在选择文物时，一开始选择了230多件文物，但为了更好的参观效果，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其中的一半，只展出了116件。可以说，这些展出的文物是精品中的精品。” 
　　展品的一大趣味在于这些木雕造像可谓五花八门，数量庞大，既有佛教的观音与佛陀，也有道教的文昌帝君、药王、财神等，还有将历史名人神化的造像，这一类造像包括古代的圣贤、先哲和重臣名将等。 
　　从展览的展品就可以看出，唐宋以后，三教合流，佛道两家都已走下庙堂，转而往更通俗、更“亲民”的方向发展。从清代开始，木雕以其轻巧的材质和体积，让百姓们能够将神佛先祖请进祠堂、家中供奉，逐渐在四川地区流行。于是，四川地区的先民就以适合民间本土的方法礼敬菩萨与神仙，哪位“神�o”的功能越强大，其信众就越多，甚至是人，只要他能力出众，一样可以被供奉成神，神仙造像的“功能化”，体现出先民实用为先的信仰观念。因此，在展览中了解各尊神像的具体“功能”，实为展览的一大趣味所在。 
　　此外，如果细细观赏展览中木雕造像的“面目”也能找到不少有趣的地方。一方面，这些造像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如何与民间工艺结合，它们都出自民间匠人之手，处处体现着古时四川地区民众的智慧。每一尊造像无论造型、神态都独一无二，佛的慈悲、观音的唯美，皆借木雕形神兼备地表现出来。 
　　有趣的是，本次展览中出现的观音造像达27尊之多，但其中又有多种细分：南海观音坐莲花座，救民众脱离苦难；送子观音怀抱童子，保佑信众早生贵子；牛王观音乘牛而来，她是中国牛的图腾崇拜与佛教文化结合的产物，又叫牛王菩萨，在川东北地区有不少这一类的造像，独具特色。这些各类形态的观音体现出观音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她不仅是“美”�c“爱”的化身，更是护佑社会稳定、家人安康的神灵。 
　　道教造像也同样如此清代时，道教的谱系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诸如财神、药王、关公、土地等逐渐流行，这些“实用性”更强的神抵，迅速占据了道教造像的主流，他们“各司其职”，承载着民族求财富、求子嗣、求安康、求丰收等各种愿景。其中，以忠义而闻名于世的关羽，受到其后历代人们的崇拜，进而一步步神化，一位显赫的武将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为“勇武”“忠义”的化身，其神化之路也印证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神关系。 
　　无论神的造像如何变化，不变的始终是中国人对社会安定、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